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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的那一天和这40年《新闻》

发布时间:2020-09-02 01:05:09 阅读: 来源:快速门厂家

­  40周年纪念日前夕,遇难者家属在纪念墙前寻找亲人的名字

­  李玉林飞车进京报信,已成为纪念唐山大地震的标志性雕塑

­  曹国成至今保存着唐山大地震救灾的报道

­  1976年7月28日的那个凌晨,唐山的人们在大地的震颤中醒来,一辆矿山救护车疾驰着向西驶去。这辆救护车最终开进了中南海,车上的人们向时任国家领导人汇报了唐山所经历的灾难。日后,这辆救护车也被称为“唐山醒来的第一辆车”。

­  40年过去,唐山这座城市逐渐在大地震的阴霾中站立起来,而救护车上的人们,也随着家乡的重生继续着自己的生活。

­  在他们当中,有人尝试着忘掉地动山摇间的苦难记忆,一幕幕痛苦却不断在眼前翻转;有人在进京报信的同时经历了亲人的罹难,此后默默承担着由此而来的思念与愧疚。但无论境遇如何,他们都对40年前矿山救护车上的那个决定难言悔意。

­  40周年

­  唐山大地震的纪念墙位于城市东边的南湖附近,12面高7.28米的黑色花岗岩石板墙一字排开,24万多个生命终结于大地震时期的名字被镌刻在了上面。

­  7月底,当第40个“7·28”纪念日临近时,前来祭拜的人渐多,纪念墙入口的地方也摆起了鲜花摊位。

­  一家三代人穿梭于石墙中间,其中的老者坐在轮椅上捧着一束白菊。墙上的名字太多,他们还是看着旁边的编号索引,才找到了亲人的所在。不同于一般的墓地,石墙前没法有更多的仪式,他们只是把鲜花放下,轻念上几句“一切都好”。

­  一番言语后,一家人又转向了另一面石墙。当中的小女孩有些不解,老人解释道:“你还有位舅老爷在那边。”

­  李玉林在2014年去世,这位原开滦唐山矿的工会副主席,40年前曾是进京报信救护车上的一员。纪念墙上刻着李玉林14位亲人的名字,在他离去之后,后辈们依然保持着每年来祭扫的习惯。小儿子李健钢清楚地记着14位父辈和兄弟的编号,按照所遇难的区域不同,分居在三面石墙之上。

­  因为采访的缘故,唐山本地媒体人王伊明与李玉林成了至交好友。每当纪念日到来时,王伊明总会想象李玉林若还在世的情景,可能依旧会被媒体包围,讲述着当年进京报信的故事,像个“明星”一样。

­  可王伊明更愿意留存的,仍旧是两人最后一次偶遇在唐山街头时的模样,李玉林满头华发却腰杆挺得笔直,大声地说笑着,那才是一个唐山矿工本来的风貌。

­  在李玉林去世前的几个月,原唐山矿武装部干事曹国成去医院见了他最后一面,曹国成也是那年进京报信救护车上的一员。病床上,李玉林的气力弱了不少,早不是曾经的精干模样,

­  可在曹国成脑海中,那段40年前在矿山救护车上的经历却依旧清晰。

­  那一天

­  1976年7月28日,凌晨3点42分,在大地的震颤中整个唐山剧烈地晃动起来。

­  李玉林在睡梦中惊醒,抱着妻儿从二楼跳了下去。

­  此时,相邻而住的曹国成也逃出了屋外。两人见面没顾上多说几句,就发现他们所住的格子楼因为刚刚建成不久、竟是附近仅有的结构还算完好的建筑。街边余下的地方,已尽被夷为了废墟。

­  同在唐山矿工作,一片漆黑中,两人顺着运输线路的铁轨向着矿区的方向奔去。到了西门的位置,李玉林和曹国成直愣愣地看着眼前的情景,找不出更多形容的言语,“全平了。”

­  也是在这里,他们遇到了矿山救护队的司机崔志亮,他原本要去井上检修设备,在猛烈的晃动中才原路返回。三人上了那辆矿上的救护车,向唐山的外围驶去。无论李玉林在世时还是如今曹国成回忆起来,他们都证实,当时的想法很简单,只是为了找到一部能向外界报信的电话。

­  救护车一路向西,但“找一部电话”的目的却始终没能实现。“天快亮时我们到了一个县政府,房子都塌了,干部就在院子里办公,更别提什么电话了。”曹国成回忆说。

­  当救护车驶出唐山地界时,身后正有数十万人努力想从废墟中挣脱出来。地震时,19岁的王伊明正在唐山郊区插队,他从所住的砖房废墟里爬了出来,确定附近的知青都无大碍后,便向城区的家中赶去。

­  一路上,两边砖瓦的缝隙里不时有呼救声传来,王伊明不得不停下脚步参与到施救中。费力把幸存者挖出来,他顾不上领受更多谢意,只是嘱咐着:“您赶紧想办法弄弄伤口,我还得去找我家里人呢。”

­  返回家中,王伊明在医院工作的母亲正忙着处理伤员,看见儿子出现在面前她才醒过闷来,“快去你姥姥家看看!”

­  当地震过去三个多小时后,那辆矿山救护车一路找着电话竟已开进了北京境内。他们径直前往中南海,李玉林、曹国成等人见到了时任国家领导人,汇报唐山所遭遇的灾难以及所需的救援。

­  在汇报之后,李玉林和曹国成等人被带到隔壁房间休息。看他们来得匆忙,穿的都是睡觉时的短打扮,警卫人员送来了几套绿军装,随后又端来饭食。曹国成看见碗里是厚厚的一层肉末,用筷子一挑,下面是满满的白面条,那已是当时非常不错的伙食。“确实很饿,可就是吃不下去,最后我们喝了几口面汤解渴。”

­  离开中南海后他们又前往煤炭部汇报情况,当天下午4点,这辆矿山救护车踏上了返回唐山的路程。

­  14位亲人遇难与救灾重建

­  大地逐渐恢复平静,回到唐山的李玉林不得不面对告别的时刻。他发现,14位亲人在地震中遇难,其中也包括他的父母和那天恰好去探望的大儿子。

­  而王伊明则靠着姥姥家门前的大树辨别出了位置,地上则铺满了砖块,那本是为即将成婚的表姐盖新房所准备的。“四口人,只有我表弟还活着。”

­  不少唐山人选择在南湖附近安葬了亲人,这其中也包括李玉林和王伊明。遗体用找到的棉被裹着,挖下一个大坑,一层人、一层土、再一层人。王伊明记得,那时的南湖边没有太多的哭声,“也许是蒙了,也许根本就来不及。”

­  在那个逐渐恢复生产的年代,唐山的矿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一句“四五翻番”的口号让工人们有了更大的干劲儿,一袋干粮背下去,可以在井下干上一两周的时间。曹国成记得,那时的日子正在逐渐变好,市区里,盖起了越来越多的楼房,生活上,工人们每个月甚至能领到一斤酒票。“只是这场地震,让一切都停了下来。”

­  也正因为如此,所有人的生活都被救灾与重建占据。每个家庭都住进了简易房,下面一半是砖瓦结构,上面则用茅草、毡布搭盖,预防着余震的再次来袭。年幼的李健钢几天见不上父亲一面,李玉林推着一辆28自行车偶尔路过家门,用车轮顶开屋门,探身一看妻儿都还好,便又转身离去。曹国成也回到了矿武装部工作,他要组织人手看护好那些保卫矿山所用的武器弹药。

­  除去手头的工作,两位在救护车上的人物需要做得更多。李玉林作为模范人物开始800多场的报告生涯。唐山的伤员被送往全国各地治疗,这些地方都曾留下李玉林的足迹。人们一次次希望从他口中听到,那个飞车进京报信的故事。而在地震之后第二年,因为历来的资历以及进京报信所产生的威信,曹国成同样被提拔为武装部副部长。

­  地震之后,王伊明的父母本有机会返回南方老家,但他拒绝了这样的提议。王伊明像许多唐山本地年轻人一样,报名参加了重建的施工队。他用四年时间,在一片废墟上成为了一名熟练的钢筋工人。

­  “唐山从地球上被抹去”的断言最终没有成为现实,1978年9月,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1号小区开工,到地震10周年时,100多个这样的小区出现在昔日的废墟之上。统计资料显示,到1986年6月底唐山复建完成,恢复建设竣工面积1800万平方米,其中住宅面积1122万平方米。

­  那个时代的选择

­  进入上世纪80年代,李玉林一度赋闲在家,错过了唐山矿恢复生产后的高光时刻,他多少有些落寞。生活拮据时,李玉林凌晨便骑车出门,一路骑到天津去钓鱼,留给孩子们一个沉默的背影。

­  年逾五旬,曹国成同样不再适合武装部每天巡逻、拉练的辛苦工作,他被调往唐山矿一个生产配件的部门任职。

­  可在更多人眼中,李玉林仍旧是“抗震模范”。他复出后曾担任唐山矿篮球队教练,一次去邢台比赛,开赛前读到他的名字,全场掌声雷动。

­  可李健钢觉得,外人看来的荣耀,在父亲这里却是种复杂心情。李玉林在家时绝少提起地震经历。只有一次,李玉林对儿子说起了地震,“我父母家的房子是木头盖的,挖出来时发现他们是被闷死的,也许早点去就可以……”

­  那次开始,李健钢明白了,对于父亲来说,“飞车报信”是一块盖住了伤口的绷带。下面的伤口,是对丧亲的愧疚。无论自愿与否,当时代和人们需要时,李玉林必须一遍遍对人重复“飞车报信”的故事。每年纪念日时,李玉林总会迎来一批批的记者,关于如何开出唐山、如何驶进中南海的细节被一遍遍问起,他躲不开被问到亲人遇难的经历,无论他自己多么不愿再回忆。

­  当提问的人群渐渐散去,李玉林只能独自排解,每年纪念日前后,他整天骑车在外,独自穿行于唐山的大街小巷。

­  儿子结婚前,李玉林把未来的儿媳带到了纪念墙前,他一一指明每个熟悉的名字,让“新成员”与家人们见了面。

­  同样有着类似经历的,还有救护车的司机崔志亮。1976年7月27日晚,崔志亮恰好值夜班。李玉林生前回忆时曾说,崔志亮的妻子和未满八个月的孩子都在地震中离去,“当时,我们开车就经过了小崔的家门口,但他硬是毫不迟疑开过去了。”

­  换了工作环境,周围人仍然知晓曹国成在大地震时的作为。但他自己并不总想记起那些苦难,他希望用日后重建时积极的变化作为代替。上世纪80年代,曾有记者在采访曹国成后写就了关于唐山大地震救灾的长篇报道,那本页脚已经弯卷的杂志,他始终保存着。

­  成为记者的王伊明,一直探寻那辆救护车为何在亲人生死不明的情况下,选择抛下亲人一路向西的原因,最终他认为这是“那个时代”让他们做出的选择。

­  时代影响着人们的认知,最直接的投影是开滦煤矿。救护车上的几个人都是数十万煤矿工作者的一员。唐山因煤矿而兴,数百米巷道深处,是“六面石头夹一块肉”的工作。高危的环境,被煤渣模糊了的面貌,“个体”似乎都一样,“集体”成为了第一价值。

­  城市与他们

­  地震构成了唐山人的集体记忆,无论是强调集体的1970年代,还是重视个体的今天。在一年的纪念日前夕,王伊明在街头做了一次“地震中谁是你的救命恩人”的调查,随机询问了100位唐山人,其中最多的都是被自己的邻居所救。

­  王伊明想起了年少时在井下学工的一段经历,因久不见天日,矿里有些纯白色的昆虫。少年们觉得好玩,想上去逮了,却被工人们厉声喝止。“因为在地下,那是生命的象征。”

­  上世纪90年代,李玉林和曹国成相继从唐山矿退休。随着新城区的建设,他们各自搬离老宅,此后很少见面。

­  可一些自矿上养成的习惯仍旧保留了下来,老矿区澡堂还在时,李玉林像大多数“矿上人”一样,每天上午都会去冲个热水澡。偶尔,他还能碰到那些与自己一同从废墟中爬出来的老伙计。

­  搬迁新房,李玉林特意选了长青楼里的一栋,在那里站在窗前,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唐山抗震纪念碑。清晨时,他总要绕着纪念碑跑上几圈。

­  汶川大地震发生时,像许多唐山人一样,李玉林因为经受过类似的苦难,也有着感同身受的体味。看过灾情的报道,他让儿女尽可能多地找出家中闲置的衣物,又捐出了自己一个月的退休金。

­  炎炎夏日里,曹国成在家里最习惯的打扮,仍旧是那件印着“唐山矿”字样、破了洞的跨栏背心。纪念日临近时,电视上播放出那些黑白胶片拍摄的画面,揪心的日子又被曹国成想起。他最惦记的是那年护送到机场的那名伤员,小伙子被落物砸中了脖子,处在半昏迷的状态。一路上曹国成也没能与他拉上几句家常,只知道他是一名来自外省的救灾队员。

­  当2013年7月的纪念日到来时,李玉林最后一次向一众人讲述了自己驾车进京报信的故事。此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,弥留之际,他把最疼爱的小孙子叫到床前嘱咐着要好好读书成人。

­  李玉林去世后,家人不再接到采访的要求,李玉林作为一个时代模板的作用正在消失。这并不妨碍李健钢仍旧觉得父亲伟大,伟大不只源自那辆自废墟驶向北京的救护车,更源于父亲多年的隐忍和对丧亲的愧疚。

­  本版文并摄/本报记者 刘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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